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进驻重庆后，开始全面主持大西南工作。这时候，他想到自己的老师汪云松就在重庆，于是派人去请，谁知汪云松竟然不敢相见。过了几天，邓小平又派了一辆吉普车，详细说明来意，才把汪云松请到驻地。他和汪云松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这得从他们的师生缘分说起。
1918年，刚从四川广安高小毕业的邓小平考人了全县唯一一所初级中学——广安县中学堂。五四运动后，随着知识增长和视野拓宽，他不再满足于学堂的“之乎者也”，而是希望学习富国强民的科学技术。正在重庆的邓小平之父邓绍昌得知，重庆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并将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于是，邓小平在父亲的支持下来到重庆，考入了这所学校。
说起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就不得不提到汪云松。 1919年6月，成都留法勤工俭学学校60余名毕业学生来到重庆朝天门码头，他们意气风发地准备登船赴法。这一盛况感染了崇尚实业救国的汪云松，于是他向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筹措资金数万元，经教育局长温少鹤同意，于1919年8月28日成立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并亲任董事长兼校长。邓小平考入这所学校后，学习认真刻苦，还积极参与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经过一年学习，他通过毕业考试，获得赴法资格。这是邓小平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在法国，邓小平的求学之路十分坎坷。他进学校几个月后，就被迫辍学谋生，和欧洲众多的工人一样面临着失业、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切身已受的痛苦”加上赵世炎、王若飞等的影响，邓小平认识到，要改变个人的命运，必须首先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由此逐渐树立了革命理想，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周恩来、聂荣臻等一起，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阔别30年，邓小平再次回到重庆，此时他已是肩负重任、指挥千军的统帅。重庆解放后，邓小平一直挂念着老师汪云松，于是派专人登门邀请。起初汪云松不明真相，当他听说三名身穿解放军军装的人在打听自己的住处，顿时慌张起来。他长期担任市总商会会长，觉得自己在共产党的眼里就是“大资本家”，是革命的对象，担心来者不善，便叫其长子汪日贤假言“父亲出游”把三人打发走了。
过了几天，又有几名西南军区的干部开着一辆吉普车来到汪云松住处，找到汪云松说：“邓小平政委特意安排我们来请汪先生过去。”啊!汪云松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大名鼎鼎、主政西南的邓小平，就是当年留法勤工俭学的邓希贤啊！是该见一见。可是，30年不见，他如今是共产党的大干部，我是有待改造的资本家，外面都传说共产党是铁面包公，六亲不认，此去是福是祸，谁知道呢？但人家两次来人相请，无论如何难以推脱。汪云松只好忐忑地跟着他们上了车。到了西南军区，邓小平一见到汪云松，忙起身相迎，拉着他的手，喊了一声“老师”。汪云松听到这声“老师”，悬着的心才安定了下来。邓小平将汪云松迎进屋，向他讲起自己到法国后为何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究竟是怎样的政党，解放以后对工商界的政策，以此解开汪云松内心深处对共产党的隔膜。
晚饭时间，邓小平夫妇又热情地请他吃饭，几个家常菜算不上盛宴，却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愈发融洽了。这对分别了近30年的师生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分享各自的经历。用完晚餐，邓小平又派车把汪云松送回家中。
汪云松如释重负。他后来给许多亲友讲述这次会面的经过时，感慨万分地说道：“希贤这娃娃，有两点我最喜欢：一是稳而灵活，干啥事情都很有主见；二是爱国，有正义感。当时我就觉得，希贤这娃娃将来定有出息！谁说共产党人不讲人情? 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是最讲人情不忘故旧的，小平就最认我这个老师!”汪云松在工商界是有影响的人物，他的话传开，工商界人士都松了一口气。
除了畅叙师生情谊，邓小平邀请汪云松其实还有另一层用意。汪云松长期担任重庆市总商会会长，在重庆工商界有很高的地位。邓小平进入重庆主持西南工作后，认为对重庆工商界的统战工作是城市统战工作中的重要一环，他希望通过汪云松向重庆工商界人士传达党的友好信息。这种效果，是一般的宣传工作无法达到的。
与汪云松见面后不久，邓小平出席了工商界代表座谈会，阐述了党的政策与对工商界的期望。他还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和举措，深得重庆工商界人心，也获得了工商界的大力支持。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后，邓小平对重庆市工商联合会说：“你们要带动工商界的广大群众，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大家积极响应邓小平的号召，最终筹得飞机26架，比原计划还多出6架。后来，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成渝铁路也于1952年建成通车，这为重庆工商界带来极大便利。通车当天，汪云松应邓小平邀请到现场参加典礼。汪云松看到旧中国几代人都没有办成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仅用2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心中充满了敬意。
经过仔细观察，汪云松从实践中深入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他的爱国情感也延伸为对共产党的热爱。1953年11月23日，汪云松致函重庆市政府，准备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件宝物——清代乾隆御窑古月轩所产的宝石浆胎东方红天球尊，作为1954年元旦献礼捐赠给党中央，请市政府代为转送。按照共产党的规定，中央是不接受任何送礼的。如何处理是好？统战部门拿不定主意。邓小平知道这事后说：“别人的礼不能收，汪老先生的这份礼无论如何要收下。你们要了解汪云松，不要伤了他的心。”于是中央让重庆市政府代为接收这份礼物。1954年6月，在全国慰问人民解放军的热潮中，这一珍贵而又特殊的元旦贺礼由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第三总分团带到了北京。
1957年底，汪云松检查出身患胃癌。邓小平得知情况后， 专门打电话慰问，并邀请汪云松到北京治疗。然而，84岁的汪云松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嘱咐家人，在自己逝世以后，要将家中珍藏的300多件文物上交国家，作为自己对国家的最后一份贡献。
两个多月后，汪云松与世长辞。邓小平接到消息，亲自从北京打来电话，向汪云松的亲属表示哀悼。邓小平的弟弟、重庆市副市长邓垦受组织委派，为汪云松主持了追悼会，赞扬汪老先生对国家和人民作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