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作为开国元勋的刘伯承，和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此时他虽身在北京，但仍心系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之中的大西南。
两个月之后，11月30日，刘邓大军顺利解放重庆，让这座西南重镇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而指挥这场战役的正是刘伯承和邓小平。
近日，记者采访了刘伯承元帅之子、少将刘蒙。他表示，进攻重庆是解放大西南至关重要的一着棋。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南地区还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中。“蜀地易守难攻，且手里还有100多万残余部队的‘老本’，此时的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还做着坐镇重庆、割据西南的迷梦。”刘蒙说，根据党中央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方针，他的父亲和邓小平、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顺利完成了解放大西南这场解放战争进程中的最后决战。
刘蒙说，在大革命时期，父亲是国共合作政府驻四川特派员，又是川军各路革命军总指挥，和很多川军大佬打过交道，他们的政治选择事关整个大西南大局。1949年11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不失时机地联名向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公开提出“四项忠告”，促使他们接受解放军的“约法八章”，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原已不稳固的阵营。
因此，重庆解放仅仅10天内，川军、滇军等陆续发生大规模起义，西南局势彻底翻盘，宣告了蒋家王朝在大陆统治的彻底崩溃。
“我父亲是重庆开州人，也是从重庆走出去参加革命的，他对重庆感情很深。”刘蒙讲述了两段刘伯承元帅与重庆渊源颇深的故事。
作为重庆人的精神家园，解放碑原名抗战胜利纪功碑，于1947年竣工。重庆解放后，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更改旧有地名。1950年9月，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核准，“纪功碑”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亲笔题写碑名，作为对全中国人民解放最好的纪念。
重庆图书馆里有4083册珍贵的藏书，是一位“刘老太太”捐赠的，这个“刘老太太”不是别人，正是刘伯承。
刘蒙告诉记者，父亲收藏了几千册图书，是他从青年时代就攒下来的，随他转战南北。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庆图书馆需要图书，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读到这些书，父亲委托三弟刘叔禹（刘蒙的三叔）将涉及文史、印谱、书法等多个种类的4000多册图书捐赠给重庆图书馆，这些书中批注的笔迹均出自刘伯承。为了避免引起太多关注，刘叔禹在登记姓名时，写上了“刘老太太”的名字。
（稿件原载于2021年05月12日《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