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重庆社科院代云川博士：全球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影响

代云川：上世纪以来，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冰川数量锐减已逐渐影响到地球上每一个生态系统。气候变化影响到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生态系统完整性、物种物候、物种分布以及种群大小与种间关系。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甚至加速物种灭绝。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估，一旦全球平均气温超过工业化前水平的2-3℃，全球将有20-30%的物种在本世纪内面临灭绝的风险。物种灭绝的潜在风险迫切需要采取积极的气候适应性保护计划，以减轻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

代云川：气候变化导致温度和降水的空间格局发生改变，自然生态系统也随之发生变化。自然生态系统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到物种的地理分布，其分布范围不仅局限于水平分布格局的变化，还体现在垂直分布格局的改变。气候变化不仅直接威胁物种生存，还能引起环境中其他与之相关的生态因子发生改变，进而影响物种迁徙规律、物候规律、生活习性以及种群数量等。为了适应气候变化，自然界各种物种通过迁徙、扩散等行为寻找最佳气候适宜区，扩散能力较强的物种在气候变化下处于优势地位，其种群数量可能有所恢复、分布范围有所扩大。然而，对于扩散能力较弱的物种则处于劣势地位，甚至部分物种将面临灭绝的风险。

代云川：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能力，面对气候和土地利用变化带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自我适应能力，适应能力取决于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结构越复杂、生物多样性越丰富，则生态系统功能越稳定，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自适应能力以及恢复能力越强，反之亦然。如果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超出其适应能力范围时，则会导致生态系统退化。气候变化尤其是极端气候事件会导致生态系统中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下降，生态系统变得脆弱。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为许多外来生物的繁殖提供了便利条件，加剧了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目前我国已有超过600种外来入侵生物，几乎在所有生态系统中都遭受到了外来有害生物的侵害，给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

代云川：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利弊目前还难下定论，虽然气候变化扩大了许多物种分布范围，提供了更大的生存和繁衍空间，但同时也给物种带来了许多潜在的负面影响，如物种能否及时适应新分布区内的环境变化和种间竞争。与此同时，一旦物种在迁徙过程中遇到地理阻隔，它们将难以顺利迁徙到新的气候适宜区，可能导致物种局部灭绝。低海拔物种向高海拔区扩散，必然会加剧高海拔区域的物种之间的竞争，最终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以及过程发生相应改变。

代云川：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识别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并以此优化自然保护地网络是提升我国自然保护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手段。利用自然保护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尤其是借助气候敏感物种构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监测网络，建立自然保护地适应气候变化的管理技术体系。在此过程中应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和伞护种的未来气候适宜区统筹优化自然保护地空间格局、生态廊道和保护地网络的建设，构建基于主要保护对象、生境连通性、关键生境类型和生态功能稳定性的气候变化分类分区风险管控技术和自然保护地动态边界，以此提高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自然保护地的保护成效。

代云川：气候变化背景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往往跨越地缘政治边界，构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跨境合作保护机制则有助于减弱未来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对于促进《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之间的合作和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意义重大，体现了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性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原则。在全球和区域尺度的气候变化背景下首先应当开展气候变化对国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其评估，建立国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示范区，如构建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国际自然保护示范区；其次，由于各国边界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关键生态系统未能受到重点保护，因此后期应当重点关注边境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优先区的保护，构建生物多样性跨境气候走廊带和气候庇护所，将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纳入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保护决策中；第三，加强国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护空缺管理，制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的国际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