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一些平台企业“唯我独尊”：对平台内经营者，肆意上调抽成比例，若不从就用流量屏蔽、搜索降权等隐性手段施压；对劳动者，则刻意压低单价、随意变更报酬规则、增加隐性扣费项目，让人敢怒不敢言。
这种“一家独大”的垄断行为，既损害平台内经营者与劳动者的利益，也会在“滚雪球”中形成市场壁垒。
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提出“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最近，不少平台企业被约谈或立案调查，就是最好的回应。
近年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经济形态快速发展，催生出电商主播、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等新就业形态，发挥出就业“蓄水池”和“稳定器”作用。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且人数在不断增长，这个群体已成为我国劳动大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不可忽视的是，部分平台涉嫌垄断经营，长期漠视甚至侵害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和用户的利益，使得“苦平台久矣”的呼声不绝于耳——
蛮横强势的“二选一”。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两家平台企业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合计罚款超216亿元。此后，平台要求商家“选边站”的行为大幅减少，但仍有个别平台实施隐性“二选一”。
超越边界的“乱调价”。平台作为连接者，本无权修改商家的产品价格。但一些外卖平台为了自身利益，擅自调整商家外卖价格，甚至强制商家参加平台优惠活动。这种低价“内卷”看似是在发福利，实则超越权利边界，扰乱了市场秩序，令许多商家苦不堪言。
劳动考核的“绝对化”。一些平台，单方面以算法为中心，制定严苛的考核指标，如外卖配送超时罚款、网约车接驾超时扣分，且无任何协商和调整空间。这种绝对化的劳动考核标准，既丧失了劳动温情，也让劳动者沦为了“算法的工具人”。
争议维权的“强压制”。在许多平台，劳动者一旦对平台的报酬、规则、惩罚提出异议，往往会被平台强制压制；若不服，则可能遭到平台的封号、冻结账户、拒绝提现等惩罚。而劳动者若想通过劳动仲裁、诉讼维权，又面临举证难、认定难、执行难的问题。在较高的维权成本面前，弱势的劳动者往往只能选择放弃。
除上述乱象外，一些平台之间通过算法协同操纵价格、划分市场，或拒绝向竞争对手开放必要数据接口，同样把原本该有的“三赢”变成了“独赢”。
网络货运头部平台某拉拉被指存在垄断风险。/重庆瞭望截图
对涉嫌垄断的头部平台进行立案调查，对外卖平台服务行业市场竞争状况开展调查、评估……近段时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频频“出招”，释放出规范平台企业发展的强烈信号。
当然，治理平台垄断乱象不是否定平台经济，更不是抑制市场竞争，而是通过规范引导，让其在“三赢”中健康有序发展。
从收入分配改革看，平台发展不是谁的“独家游戏”，走向“三赢”才是根本出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均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意味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国家会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将更大的份额切给劳动者。而这正是国家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的底层逻辑。
事实上，平台经济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关系，平台企业与其连接的各类经营者、广大劳动者任何一方都不能以优势地位自居，必须反对垄断，才能实现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
从市场秩序看，竞争是有底线的。如果借助垄断地位搞“上有国法，下有企规”那一套，变“三赢”为“独赢”，就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2025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依法依规治理企业无序竞争”。现实中，一些平台逐利发展无所不用其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构建垄断利益的“护城河”，一方面利用优势地位采取“低价策略”挤垮对手，一方面利用支配地位“压榨”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收入，既背弃了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也背弃了科技向善的初心。
从当前经济形势看，平台“独赢”会加剧资源分配不均，不利于促消费、稳增长，“三赢”才有利于经济大局。
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促消费”被屡屡提及，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但消费的本质是全社会的需求循环，需要多元群体形成消费合力，一旦平台经济变成平台企业的“独赢”，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被忽视，平台经济的消费能力、消费场景、消费可持续性就会出现明显短板，抗风险能力也将减弱。
独赢的平台，终会因失去生态支撑而独木难支；三赢的生态，方能因各方共生而生生不息。今天，没有人否定平台的作用，但平台也应清楚，如果没有经营者与劳动者，平台只是一个空壳。
概而言之，平台唯有摒弃独赢的短视思维，从“一人独舞”到“三方共舞”，赚该赚的钱，才能推动平台经济形成三者同频共振的正向循环。
来源： 新重庆-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