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中人”看似“抱团取暖”，实则为“利益捆绑”的“政治码头”，对内共荣共存，对外党同伐异，政商关系不清，说到底是靠权力为纽带维系的利益集团，其最大危害就是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消解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对“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等封建腐朽道德文化精准画像，好比寻医问诊，唯有号准脉、开对方，才能除病根、治好病，才能追根溯源检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防止“七个有之”、做到“五个必须”，这为我们认清封建腐朽道德文化面相，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政治生态，提供了根本遵循。
认清“袍哥”文化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势力的“自家人”面相。“袍哥”组织在其建立之初，就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会党组织，一贯以私力救助消解主流社会秩序，在民间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对内以严密的组织结构和严厉的组织纪律维持其日常运行，对外以“讲豪侠、重义气、解衣推食、济人之急”彰显其价值圭臬。当这种封建腐朽的道德文化一旦与党内特定的政治规矩淡薄、心术不正的少数人群相结合时，就会出现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势力“自家人”的面相。“自家人”有四种表现。一是推崇等级森严的家长制，多表现为上尊下卑、大强小弱，向上搭天线，向下当老大，“用人一言堂，花钱一支笔，决策一句话”，多以“老大”“老板”“大哥”“老总”“哥们”“兄弟伙”互称。二是“搁平捡顺”，遇事“吃讲茶”“认黄认教”，声称“一张桌子四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三是以家法代国法，公器变私器，公仆成家仆。四是目无规矩、肆意妄为、野心膨胀，以“显示”自己能耐。“自家人”最大的特点是把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作为当官发财的私器，呈现出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团伙化、团伙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变现化。为了巩固自己“家天下”的势力、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结干亲、拜干爹，豢养“家臣”，培植隶属于自己的私人势力，把自己的分管领域搞成属于个人的领地。表面崇尚“群而不党”“大公无私”，实际自定苛酷的团伙规则、江湖规矩，将上下级关系看成人身依附关系，将权力资源当成自己的私产，甚至形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其最大危害是削弱党的战斗力与凝聚力。
认清码头文化以人划线、选边站队、人身依附、入圈进局的“局中人”面相。码头文化原指以长江沿线码头地域为中心的相关特定群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亚文化。码头文化具有强烈的宗派主义和地域主义特征，往往是政治结盟和区域权力交织垄断的结果，常见暗通款曲、互攀交情，公私不分、公权私用，任人唯亲、公恩私报。当这种封建腐朽道德文化一旦与特定地域相结合时，就会出现以人划线、选边站队、人身依附、入圈进局的“局中人”面相。“局中人”分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做局人”，举大旗，拉山头，选边站队，奉行“井水不犯河水”“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圈内潜规则”。第二种是“局中人”，各自为政，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一方面通过酒局、红包、段子“三件套”拉拢一批，另一方面，又码头林立、互不买账，内耗严重，打击一批。对上级组织统一决定的重要问题，有的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搞先斩后奏、边斩边奏，甚至斩而不奏。第三种是“入局人”，以老乡、战友、同学、同事等纽带为依托，拉关系、找门路、抱大腿、求官托、寻靠山的“圈内明套路”。“局中人”看似“抱团取暖”，实则为“利益捆绑”的“政治码头”，对内共荣共存，对外党同伐异，政商关系不清，说到底是靠权力为纽带维系的利益集团，其最大危害就是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消解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认清江湖习气义字当头、自我包装、营造声势、收买人心的“江湖人”面相。江湖习气是“袍哥”文化、码头文化的社会性表现。其推崇的是扭曲的江湖义气，酒肉交情，称兄道弟，快意情仇，义气过头就成歪风邪气，交情变味就会利益交换。当这种封建腐朽的道德文化一旦与不良的政治生态相结合时，就会出现义字当头、自我包装、营造声势、收买人心“江湖人”的面相。“江湖人”具有三大特征：一是迷惑性。有人认为具有江湖习气的干部，不仅是人格上豪爽豪迈，工作上大刀阔斧，人际交往上手眼通天的“福将”，而且是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悍将”，多被其表面现象所迷惑。二是社会性。“江湖人”物质上请客送礼、政治献金“开道”，情感上迎来送往，推杯换盏“落教”，声势上前呼后拥、鞍前马后“扎起”。三是“两面性”。“江湖人”貌似清流，实则危害尤甚。“江湖人”在觥筹交错间官商勾结，在权钱交易中卖官鬻爵，在温柔之乡中怡然自得，浸润其间而不觉，相互利用而不察，夜夜笙歌而不乏，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公器私用、滋生腐败，道德沦丧、正义不彰，党性和人格荡然无存。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稿件原载于2021年04月08日《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