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对江竹筠的最初印象，来自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经典文艺作品所塑造的江姐这一艺术形象。
江竹筠，1920年生于四川自贡，1939年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1944年入读四川大学，1947年随丈夫彭咏梧一起到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1948年6月被捕，1949年11月牺牲。
1944年，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江竹筠化名江志炜，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1945年，她转入农学院农艺系继续学习。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按照中共川东特委的要求，江竹筠不转组织关系，以隐蔽为主。
江竹筠进入四川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妈妈”（党组织的代称）写信，表示一定要按“妈妈”的要求“读好书，取得优良的成绩”。她所说的优良成绩，不仅是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做好群众工作。江竹筠和善可亲，乐意帮助同学，善于联系群众，凡是和她接触过的人，都很愿意同她交朋友。党内外的同学朋友，都亲昵地称呼她“江竹”。
江竹筠在四川大学度过了两年短暂时光，然而她对川大同学的影响却是持久而深刻的。看似默默无闻的她，用自己的方法把学校进步学生和团体的活动引导得卓有成效。后来，江竹筠在艰苦而危险的地下斗争中，得到一些川大同学的帮助。
1946年，江竹筠奉命由蓉返渝，担任丈夫彭咏梧的助手。彭咏梧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主要负责学运及川东部分地区党组织。194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彭咏梧任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领导武装斗争。同年11月，江竹筠负责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工委联络工作，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1948年1月，彭咏梧在领导农村武装起义时不幸牺牲。江竹筠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江竹筠在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等待任务，后因农村武装斗争形势严峻，暂留万县参加县委工作。在此期间，江竹筠给照顾儿子的谭竹安（任职于重庆《大公报》）写了7封信，反映了一位革命战士出征未成的心潮起伏，更使我们得以窥见江竹筠在失去丈夫、别离幼子的悲恸中继续革命的毅力。这7封信件现珍藏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1948年3月19日，江竹筠致信谭竹安：“四哥的确已经死了”“这惨痛的袭击你们是不会领略得到的”“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可是，竹安弟，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的活着……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死去，死人也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信中的“四哥”即是彭咏梧。江竹筠决心继承丈夫的遗志，在最困难的地方战斗下去，必要的话，就在那里献出自己的生命，做一个能活在别人心中的人。
1948年4月1日，江竹筠致信谭竹安：“由于生活不定，心绪也就不安……云儿也成了我时刻惦记的对象。我感谢你和其他的朋友。云儿是生龙活虎的，我知道他会这样，在你们的抚育之下，他是会健康而愉快地成长的。”“吃得饱，穿得暖足也，可别娇养。”
“生活不定”，指江竹筠暂时没有找到社会职业作掩护，生活不安定，不能开展工作。在信中，江竹筠流露出对儿子的惦念和牵挂。“可别娇养”这4个字是江竹筠向照顾彭云的谭竹安反复叮嘱的。江竹筠从万县寄给谭竹安的7封信中，有6封信谈及儿子彭云，我们从中读出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与责任。江竹筠原本可以陪伴在孩子身边，组织上也考虑到她的实际困难，安排她留渝。但是，作为革命战士，她毅然选择奔赴斗争前线。
1948年4月15日，江竹筠致信谭竹安：“四乡都比较清静，最近两个月内可能没有事情发生。正反省从前的错误，另定新策。以后乡下人可能少吃点苦头了。”江竹筠勇于承认之前农村武装斗争冒进轻敌的错误。党组织和游击队总结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在农村采取潜伏的小型武装工作队形式，克服敌人围剿初期的混乱和困难，使农村武装得到发展。
1948年6月10日，江竹筠致信谭竹安：“明日端午节。‘每逢佳节倍思亲’。今以思亲的心情转给你们这封信，并遥祝你们的快乐和健康。我呢，还是这样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地为死了的人而流泪。”江竹筠怀念为革命牺牲的丈夫，牵挂在重庆的儿子，感激谭竹安和幺姐对孩子的抚养。为了不拖累谭竹安，她还打算必要时把孩子接到万县。
然而，端午问候信发出之后，因叛徒出卖，6月14日江竹筠不幸在万县被捕，被解往重庆行辕二处，后被囚于国民党军统集中营——渣滓洞监狱。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一次次酷刑拷打，江竹筠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毒刑是太小的考验。筷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男牢何雪松代表全体难友献给江竹筠致敬诗两首。其中，《灵魂颂》写道：“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海燕》写道：“你——暴风雨中的海燕，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飞翔吧！战斗吧！”这些诗句为人们广为传诵。
江竹筠关怀难友，参与领导狱中斗争，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江姐”。为鼓舞狱中战友斗志，她提出“坚持学习、锻炼身体、迎接解放”的口号。在狱中讨论总结中，江竹筠分析党员干部叛变的原因之一是“高高在上，不可捉摸，故意说大话”；在党组织的建设方面，她提出：“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在总结武装起义教训时，她指出：“川东党发动了下乡运动，极力想准备地下武力，发动民变斗争。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发生了和原来的过右作风相反的过左的盲动作风。”江竹筠对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所进行的深刻剖析与思考，是狱中同志留给党组织的“血与泪的嘱托”之一部分。
1949年8月27日，江竹筠在渣滓洞监狱写下了最后一封书信。这是她用竹签蘸着棉花灰制的墨水写在极薄的毛边纸上，托同室难友曾紫霞出狱时带给谭竹安的。这封信表达了3层意思：一是感谢谭竹安对儿子的照顾；二是对中国革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现在战事已近川边……因此大方的给它三四月的命运就会完蛋的。”她通过狱中成功策反建立的信息渠道，对革命胜利的时间推测是准确的（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三是做好牺牲准备——“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等30人在歌乐山麓电台岚垭遇害，她的生命定格在29岁。
记者 马奇柯 徐康 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