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重庆英才讲堂”现场。（重医供图）
65年前，原上海第一医学院400余名专家人才溯江而上、西迁重庆，为西部医疗卫生事业矢志奋斗。从此，“西迁精神”在巴渝大地薪火相传。
6月17日，在市委组织部、市人力社保局、市科协联合主办，重庆医科大学承办的“重庆英才讲堂”庆祝建党100周年专题报告会上，郑惠连、陈力、周维康等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及重庆市人民医院的老、中、青三代医疗卫生领域专家，声情并茂地讲述他们听党指挥跟党走、激情创新创业的生动故事。报告会上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许多观众饱含热泪。报告会结束后，还有不少观众久久不愿离去。
报告人讲述的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展现了老一辈专家人才听党指挥、胸怀大局、爱国奉献的“西迁精神”，展现了一代又一代的医学人接续奋斗、勇于创新、不懈努力，履行白衣天使神圣职责的使命感。
西迁专家、全国儿童保健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郑惠连：
她，结束了重庆无儿科专科医院的历史
1956年，郑惠连还不到30岁。和许多热血青年一起，她响应党的号召、听从祖国召唤，从上海来到重庆。一转眼已经65年。
“我的哥哥和姐姐就死于小儿传染病，所以我从小立志学医，救死扶伤。”95岁高龄的她仍然精神矍铄，过去的点点滴滴都深刻印在她的脑海里。
1955年底，在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工作的郑惠连，被领导问及是否愿意支援大西南时，她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下来，“愿意！服从组织安排！”报告会现场，每一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都是那么铿锵有力。
离开新婚不久的丈夫，她只身一人来到重庆，什么都不习惯，还要顶着巨大的压力筹建儿童医院。整个筹备组，就她一个人懂医学、了解儿科，门诊和病房的改造，病房药品的准备，甚至器材采购等，都得她来牵头操办。
仅用了4个月，重庆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现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开诊，从此结束了重庆无儿科专科医院的历史。
“作为全医院唯一的主治医生，医院开诊后，我要同时负责医院门诊、病房、药剂、检验等医疗管理工作，整天忙得像只陀螺。”郑惠连说，然而在她眼里，一切都值得。
时至今日，退休25年的她，仍然坚持坐诊、义诊，开展育儿科普讲座。“虽然我已年老，但在新的医学征途上，还希望为儿童健康发挥余热！”
西迁专家后代、重医附属第一医院医务处副处长陈力：
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就一定做好
“从我爷爷那辈起，我们家祖孙三代，与医学事业结缘已经有100 年了。”陈力说，他的爷爷陈世騠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是我国最早研究细胞学的科学家之一。
抗战时期，陈世騠随上海医学院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工作。没想到的是，10年后，他再次回到重庆，建设重庆医学院（现重医）。“国家需要，我们就一定做好！”这句话是他坚守一生的承诺。
“父亲从小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爷爷奶奶要从繁华的‘十里洋场’落户到偏远的大西部？直到他也走上了医学的道路。”陈力说，父亲毕业后分配到江津柏林卫生院，农村艰苦的生活环境，落后的医疗条件，深深地刺激了父亲的心。“他一待就是15年，一边做医生，一边在卫校教书，默默地坚守着和爷爷同样的承诺。时至今日，在重医附一院超声科，父亲仍然坚持每天坐诊，同时尽心尽力培训基层医生。”
不论是在汶川、玉树、芦山和尼泊尔抗震救灾，还是远赴非洲援外抗疫，在一次次大灾大难面前，陈力总是主动担当、冲锋在前，努力践行一名医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国家需要，我们就一定做好！”
西迁专家后代、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过敏反应科学科带头人周维康：
从零开始，创建全市首个过敏反应科
“我1962年出生时，我的父母正在支援重庆医疗卫生建设，他们给我取名‘维康’，希望我长大后也能像他们一样，做一名维护人民健康的医者。”周维康说，他的父亲周永华是重医皮肤科首批创始人之一。早年，父亲为了研究毒隐翅虫皮炎，还曾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为此，左臂上留下了很大一块疤痕。
“身体是自己的，但人是国家的，我是一名医生，维护好人民健康就是我的本分！”周维康说，父亲当时说的这句话，深深触动了他，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学医的种子。大学毕业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皮肤科医生。
2008年，周维康被派到美国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学习。
偶然间，他接触到过敏与免疫学研究，并且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领域的重要性，回国后立马决定成立过敏反应科。
“由于大家对过敏性疾病了解不够，我的提议招来不少质疑的声音。但我没有动摇，我相信，只要是维护人民健康的好事，再难也得坚持下去。”他说，在医院的支持下，几张桌椅板凳，小小的诊室就搭建了起来。虽然只有他和学生两个人，但这是全市唯一的过敏反应科。
2018年，市人民医院过敏反应科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填补了西部地区的空白。如今，云贵川等周边地区的患者也纷纷慕名前来。
“常有人问我，重点专科建设这么难，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唯一的答案，就是为了心里始终不变的那份‘维护人民健康’的追求。”他表示。
重医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周发春：
一次次艰难“逆行”，不放弃每一个患者
“2020年初，新冠疫情汹涌来袭。经历过那场特殊战役的人，都还记得‘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战‘疫’号角。”周发春说。
“你明天随队驰援武汉，有没有问题？”2月12日晚上11点，当他还在永川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时，突然接到了从重医附一院打来的电话。
他想都没想，便回答道：“没问题！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那时，作为渝西地区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他已经在重医附属永川医院驻守了15天。
“我们必须逆行！”他说道，武汉市第一医院是临时调整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定点收治医院，重症、危重症病人很多，要说不害怕、不忐忑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第一时间冲进隔离红区，整建制接管两个重症病区，3小时内收治了70位重症患者。
面对病毒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一次又一次从死神手中抢回宝贵的生命，一遍又一遍保护着自己和战友，赢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他说，“不抛弃每一个患者，不放弃每一线希望，这是我们的承诺。”
重医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副教授周新雨：
从此，青少年抑郁诊疗有了“中国方案”
“10年前，当我跟随导师谢鹏教授上门诊时，遇到过一个患抑郁症的小女孩，她总是低头不语、默默流泪。”周新雨说，从那时起，他就决定要寻找青少年抑郁诊疗的“中国方案”。
他们收集了国内外大量的临床试验数据，希望找到最佳药物治疗方案。然而，这个研究需要依靠一种叫“网络荟萃”大数据分析方法，当时国内没人会，只能寻求国外合作。
“多次碰壁后，仅有一家机构同意合作，但前提是，成果的第一单位必须是他们。”周新雨和同事们意识到：核心技术是等不来、要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
一群平均年龄还不到26岁的年轻人，立刻组建了攻坚小组，他们吃住在实验室，硬着头皮跨专业学习数学建模和统计编程，让“天方夜谭”变成现实，成功建立了全球首个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临床试验数据库，并最终提炼出最优化的治疗方案。
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临床医学顶级期刊《柳叶刀》杂志上，成为我国精神医学在该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此外，相关诊疗方案还被写入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权威医学指南。
“在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领域，我们从此有了‘中国方案’！”他骄傲地说。
重医附属第二医院超声科副主任、重庆市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孙阳：
让“中国医生”的名字在“甘蔗王国”更响亮
2013年，中国承诺向加勒比地区派遣100名医疗队员。重庆承担了独立组派中国援巴巴多斯医疗队的任务。从2016年起，中国援巴巴多斯医疗队分批启程，执行国家卫生援外任务。
2018年7月随医疗队到达巴巴多斯后，孙阳很快发现，这个“世界的甘蔗王国”，医疗条件却相当“苦涩”。
“伊丽莎白女王医院是这个国家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医院，也只有两台陈旧的便携式超声仪，还经常出故障，做心脏超声最长要等半年。”她说，医院还没有专门的超声医师，只有等医生做完其他工作后，才有时间看片诊断。
在摸清当地的状况后，孙阳主动申请增加排班频次，为患者进行心脏超声检查，同时悉心指导、培训当地的技师，让病人治疗的周转速度迅速提高。很快，整个医院都知道心内科来了一位做心脏超声“又快又准”的中国医生。
孙阳说，现在，很多巴巴多斯的医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进修学习。“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她表示，将继续攻坚克难、多出成果，让“中国医生”的名字更加响亮。
（记者 张亦筑）
（稿件原载于2021年06月18日《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