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这是当年家喻户晓的电影《报童》的主题曲。今天，当我们重温这首歌曲时，眼前仍能浮现出报童们脚穿草鞋，身挎布袋，满身泥泞，手中挥舞着《新华日报》沿街叫卖的情形。当年在重庆，就是这些被誉为“新华小尖兵”的报童，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下，将党的声音送进了国统区的千家万户。他们绝大多数还是青少年，却对党无限忠诚；他们虽遭受关押毒打，却甘愿奉献一切。这是怎样一种情怀，怎样一种精神？
新华日报社最初没有自己的报童队伍。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对《新华日报》采取“只准印，不准卖”的扼杀政策，没有人敢卖《新华日报》。于是，报社便开始培养一些胆大的流浪儿童建立自己的报童队伍，最多时达到130余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为揭露事实真相，报童们机智勇敢地与特务周旋，将印有周恩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的《新华日报》送到读者手中。面对特务的抓捕、毒打，报童越战越勇，到街上散发报纸。这是电影《报童》的高潮，也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据统计，1941年2月4日至16日的13天中，有11名报童被关押殴打达35次。2月4日这一天，国民党宪兵在重庆两路口逮捕了4名报童，扣押了几捆《新华日报》。报社同志多次交涉无效，直到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抗议，4名报童才得以释放。
据《新华日报》发行科主任罗戈东回忆，“皖南事变后，发生过多次报童被国民党军警特务逮捕、毒打的事件。黄光武、石永祥、李云甫等报童被打伤，甚至口吐鲜血，伤势未愈又开始卖报。我为他们请医敷药，也被他们那种勇敢坚强的精神所感动。我很高兴他们在斗争中逐渐成长”。《新华日报》日发行量从国民党封锁时的200余份，逐步上升至5万份之多，而国民党《中央日报》日发行量仅1万余份，两个数字的对比，充说明报童们的无畏付出和辛勤劳动发挥了巨大作用。
“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是新华日报社全体同仁奋斗口号。所以，无论酷暑还是严冬，报童们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天不亮就背着重达20斤左右的报纸，往返步行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去送报卖报，但是他们从不叫苦叫累，即便去最危险的地方也从不退缩。
1943年春，原本负责南岸汪山、黄山路线的报童被特务抓去，读者已经好几天没有收到报纸。罗戈东和营业部主任孙达成经过仔细考虑，选中了胆大心细的报童蒋维芳，并与他进行谈话。罗戈东介绍情况说：“汪山、黄山一带是蒋介石居住的地方，国民党防范很严，《新华日报》的发行难度很大。但是，山上有很多学校，我们要让《新华日报》去占领各个学校，让那里的人民都知道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打日本鬼子的胜利消息！这一带是最困难的地方，小蒋，你敢去吗？”蒋维芳不犹豫地回答道：“敢去！”
然而，因为没有去过这条路线，又没有熟悉的同志带路，订户和地址都不熟悉，而且订户的票签不能带在身上，怕被特务发现危及订户，要把100份报纸一份不落地送到订户手中，困难可想而知。蒋维芳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把100多个订户的姓名、地址，牢牢记在心里。第三天，当蒋维芳把《新华日报》送到订户手中时，他们既高兴又担心他的安危，关心地问：“这几天你们先后被抓了两个报童，最近那个送报的小鬼被打得很惨，还被送进防空洞！你还这么小，难道不怕吗？”蒋维芳微笑着回答：“国民党政府准许《新华日报》出版，我送报光明正大的嘛！”几个月后，当地订户从100多人发展到了300多人。
报童们每天还要应对特务的盘查，他们大都会机智勇敢地应对，然而并非每次都能顺利躲过。1945年11月29日，蒋维芳遭便衣特务毒打，被抛进土沟内，后来被两位好心的读者发现，雇轿子抬回了报社。
对于报童，国民党特务是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报童戴宗奎曾先后被抓过三次，遭到毒打、威胁却毫不屈服。特务第四次把小戴抓去，不打也不骂，还倒茶送糖，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小兄弟，你喜欢卖报，就卖《中央日报》吧，到我们这边来，怎么样？”小戴“呸”的一声将唾沫吐到特务头上。特务毫不生气，继续劝道：“你要么去念书，要么去做个小买卖，不好吗？”小戴蔑视地看着他们不予回答。威逼利诱不成，特务们拿着枪到其家中，逼其母亲把儿子从新华日报社要回来，扬言道：“如果不叫你儿子离开共产党的报馆，小心你和你儿子的脑袋！”小戴是家中独子，看着儿子浑身伤痕，母亲心如刀绞，含泪劝说：“儿呀，回来吧！我就只有你这根独苗苗，特务狠心害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办呀？”小戴耐心地向妈妈讲述《新华日报》发行的重要意义，最终说服了妈妈。老人不但不再阻止儿子送报，反而为有这样一个勇于为革命献身的儿子而感到骄傲。
小尖兵们立场如此坚定，觉悟这么高，与南方局和报社同志的关怀教育是分不开的。上至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下至发行科的大哥大姐，都尽一切力量关心这些小战士的成长。报童们大多出身贫寒，文化水平较低，有的最初几乎不识字。发行科的大哥大姐定时给报童们上课，并组织大家自学。在反动派封锁迫害严重时，每天晚上都组织大家交流斗争经验，研究策略。编辑部、经理部的同志还经常给大家作报告，并与他们交流。
在报社这所学校，这些青少年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都得到迅速提高。他们不再仅仅为个人温饱而挣扎，而是把个人命运和革命前途联系在一起，逐步成长为自觉的革命战士，很多报童最后成长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们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情同手足，生死与共。
【节选自《重庆红色故事》（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