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随着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爆发，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为适应时局的变化，进一步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和危局，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将一些未公开身份但比较容易暴露的工作人员和地下党员，以及有危险的党外朋友撤回延安或安全疏散到异地。在周恩来的亲自运筹下，此项工作交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简称“八办”）处长钱之光具体实施。
当时，钱之光的夫人边爱莲身怀六甲，为了她和孩子的安全考虑，组织上也给了她一个撤到延安的名额。在极度险恶的局势下，整日忙碌的钱之光也希望爱莲早日撤回延安。然而，就在边爱莲要撤回延安的前一天夜里，却出现了紧急情况：有一个从事重要地下工作的党员因暴露急需撤退，否则，很可能发生不测。面对节外生枝的难题，钱之光望着浓眉紧锁的周恩来，诚恳而平静地说：“就让那位暴露的同志顶替爱莲的名字，先撤退吧！”
“不行！爱莲同志不是已有身孕了吗？她也应该尽早撤离！”周恩来关切地应道。
“她暂时不走没关系，可那位同志不走就会出危险······”钱之光急切地说出了他的理由。
再没有更多的话，只有少许的沉默，此刻整个屋里的空气犹如凝固了一般。周恩来望着眼前这位与自己相处多年的同志，内心在矛盾中徘徊，并最终沉重地点了点头。
在危急时刻，为了党的事业和同志的安全，钱之光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小家，爱妻也毫无怨言地理解了丈夫。第二天清晨，当钱之光亲自送那位顶替的同志与其他撤退人员踏上行程，目送车队远去之时，妻子边爱莲也只能与他暂时分别，疏散到重庆周边的一家医院待产。可不幸的是，边爱莲住的那间病房曾住过一位患猩红热的病人，由于当时医院条件差，消毒不彻底，住院不久的边爱莲染上了这种致命的传染病，没过多久就因病去世了。当天的一别竟然成了他与妻子的诀别，钱之光悲痛欲绝，然而为了革命事业，他化悲痛为力量，把对爱妻的怀念埋藏在心底，忍痛将年仅一岁的女儿交给好友，又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
如果上天再给钱之光一次机会，他会如何选择呢？答案毋庸置疑。钱之光对每一位革命志士都如同家人一般，用心关照，毫不偏私。
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牺牲在抗日战场。他出身贫农，从离家参军到牺牲整整17年没有回家，他的母亲一直由他按月汇钱奉养。党组织担心老人家得知儿子牺牲的噩耗会过度悲伤，因此一直没有告诉她。周恩来曾在办事处提到其老母亲赡养的问题，钱之光就记下了，并且每月按期给这位老人寄钱，由于细节做得好，竟使老太太多年都没有发现破绽。直到解放军南下时，许多部队官兵绕道入湘去看望这位老人，她才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早已经为国捐躯了！
在“八办”的岁月中，钱之光为保证办事处工作的正常运转呕心沥血。为了解决红岩的饮水问题，钱之光带领大家挖岩缝引山水，打水井，修水堤；为了改善生活，他带领大家学延安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喂猪养鸡。红岩“八办曾先后为许多同志和烈士寻找亲人，沟通音讯，抚养烈士子女，把他们送到延安或转移到其他安全的地方去，这方面的事情都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由钱之光亲自安排的。更重要的任务还是利用公开合法方式，确保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及党的领导人的安全，保证南方局、“八办”相关人员的衣食住行，发挥南方局在国统区革命斗争中的指挥中枢作用。在当时经济异常困难的情况下，钱之光用他那瘦弱的身躯担起这沉重的担子，把红岩这个“家”操持得井然有序，把红岩“八办”经营成了一个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和融洽真情的“大家庭”。为此，办事处的同志们给了他一个恰如其分的称谓——“红岩的好管家”。
1971年仲夏，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党内的不正之风，并深情而激动地对与会人员说：“在座跟我最熟悉的是钱之光同志，我跟钱之光相处30多年了，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从来没找我要求帮助他办一件私人的事情。”周恩来一席充满感情的话，震动了全场，与会同志深受教育。
【节选自《重庆红色故事》（第二辑）】
（作者：张鲁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