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多年前，中国西南一处险峻的山崖中，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声响。一群工匠在崖壁上斧凿刀刻，一尊尊佛像破石而出……
21年前，在非洲摩洛哥举行的第2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那座山谷及其周边山头的5万余尊造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继敦煌莫高窟后，中国第二个石窟类世界文化遗产。
5年前，山谷中久负盛名的一尊造像，重新贴上100多万张金箔，千年前的金光仿佛再现……
这是属于大足石刻的传奇。站在历史的门口回望千年，能工巧匠的巧夺天工，文物保护工作者“择一事终一生”的接续奋斗，举世瞩目的研究保护利用成果，无一不展现着这座中国石窟艺术殿堂的深厚内涵和独特气质。
近日，本报记者来到重庆市大足区，走近大足石刻，以其中几尊标志性文物为路标，探寻大足石刻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体认大足石刻保护利用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11月12日，游客在大足石刻景区参观游览。（刘潺 摄）
缘起：荒野中的艺术殿堂走向世界
1940年，大足北山，第51龛，三世佛龛。
中国近代建筑之父梁思成，坐在佛龛侧下方一条石凳上，手搭拐杖，微微抬头，凝视着眼前的三世佛龛。
这是历史性的一望。大足石刻的现在、过去与未来，在此时此地交织……
这年一月，39岁的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在四川地区调查古建筑，听闻大足一带有多尊摩崖造像，专门绕道来到大足，对北山、宝顶山等处石窟和古建筑进行了3天的调查。
这次计划外的行程让梁思成一行满载而归，留下了近代史上大足石刻的最早一批重要调查资料和照片，其中一张千手观音的照片，是目前搜集到的千手观音最早的照片之一，对日后千手观音造像修复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7年后，梁思成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演讲，系统介绍了此次考察成果。
这是国际学术界第一个关于大足石刻的报告，在山野中深藏身与名的大足石刻，第一次走向世界。
1940年，梁思成考察大足石刻。（资料图片）
此时，大足石刻在国内也引起了关注。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以及杨家骆、顾颉刚、何遂、傅振伦、庄严等15位专家学者组成的大足石刻考察团，评价大足石刻“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
随着考古研究深入，大足境内先后发现102处、共5万余尊摩崖造像，大足石刻的历史轮廓也逐渐清晰：造像内容以佛教为主，并以其集儒释道“三教”造像之大成而异于前期石窟；雕凿年代以唐宋为主，代表了9世纪至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
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说，此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比大足石刻内容更丰富、技艺更精湛的石窟出现，大足石刻成为人类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殿堂……
无我：一辈子“管了5万多石头人”
2016年，大足北山，第136窟，转轮经藏窟。
80岁的郭相颖，从山脚走上来，喘着粗气。一位讲解员打开上锁的铁门，扶他走入洞窟，说有一段时间没见老馆长上山了，身子骨还硬朗吗？
老馆长郭相颖微笑着说，还好，来看看你们，还有这些石刻。
他再一次端详窟中的“老友”，这是大足石刻的“宝中之宝”，被誉为“中国石窟艺术皇冠上的明珠”：数珠手观音，面色莹洁，肌肤“吹弹可破”；白衣观音，广袖飘坠，静穆庄重；玉印观音，头戴高花冠，其冠玲珑剔透，手指般大小珠串均以浮雕刻成，距今虽近千年，却完好无损，一如郭相颖第一次见到时的模样……
1974年，38岁的郭相颖调到大足县文管所。他的工作，是一个人守护北山石刻。
青灯古佛相伴的日子，清苦而宁静。当时，大足北山和宝顶山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上山参观的游客极少，十天半月不见人影。喜爱绘画的郭相颖，开始一龛一窟描画佛像，为文物建档。
山上一住就是十年。十年间，郭相颖完成了一幅20多米长的手绘画卷，上面画下了大足石刻宝顶山和北山所有重要的石窟造像。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大足石刻开始了有计划、系统性的保护。
1984年，郭相颖升任副县长，分管文化、旅游、城建、宗教等工作。6年后，县里干部调整之际，他却请求回县文管所工作。他的理由只有一个：竭尽全力帮助大足石刻申报世界遗产。
当年，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成立，郭相颖任首任馆长，与石刻再续前缘。他开玩笑说，自己这辈子是“管了5万多石头人”。
申遗工作加快推进，而文物区环境质量是否达标，是申遗成败的关键。广泛地宣传让群众对环保搬迁工作予以理解和支持。18个单位125户居民为保护文物搬迁，保护范围内臭气熏天的水池、杂乱的摊位、污染严重的猪圈全部得到彻底整治。
1999年12月1日，在摩洛哥举行的第2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大足石刻迎来了申遗最重要的时刻。作为申遗代表团一员，郭相颖坐在现场心情紧张。有国外与会专家发问，“大足石刻”和“宝顶山”是不是一个项目？眼看审议就要受阻。
此时，郭相颖展示了他20多年前绘制的那幅石窟造像长卷。
无需更多的语言。
郭相颖绘制的北山摩崖造像部位图（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
大足石刻申遗成功，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郭相颖所愿，入遗之后，重庆市、国家文物局等持续加强对大足石刻保护利用的支持力度，开展煤改气、排污系统等环保工程；颁布实施了《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条例》，为大足石刻保护利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涅槃：“金光再现”凸显中国气派
2014年，大足宝顶山，第8龛，千手观音。
开凿于南宋的千手观音，是大足石刻中最出名的一尊造像，主像左右两侧和头顶上方，似孔雀开屏般地浮雕着一只只贴着金箔的手，每只手各执法器，掌心中还都有一只眼睛。
在与重庆地区高温、高湿、酸雨“抗争”近千年后，大足石刻已经进入了高速风化期，多数造像“病害缠身”，千手观音更是患上34种病害。2007年，千手观音一根手指掉落，引起国家文物局的极大关注。
曾“庇护”万千信众千年的千手观音，现在由谁来守护？
保护刻不容缓，国家文物局于2008年正式启动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并将工程定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
到2014年底，工程已进入冲刺阶段。石质修复组组长陈卉丽，却被修复中的最后一只手难住了。
这是主尊右边前伸的主手，自腕部残缺，现存手掌及掌中红布帕为后人用水泥补塑，是一只“假手”。为了找到复原依据，陈卉丽和两位同事实地考察全国30多座石窟的观音像，翻阅大量佛教经典，但都一无所获。
为了这只手，工程项目组专门开了一次专家会。陈卉丽在会上提出一个大胆设想：依据千手观音造像对称原则，按照另一侧对应手的形态，在断手原有修复孔上，接入一只可拆卸的“新手”。这样，在尊重文物真实性的前提下，实现了文物完整性和艺术性，既不会损害文物本体，也为未来的修复留下空间。这个方案得到与会专家一致认可。
对一只手的执念，是千手观音修复中的一个缩影。对于千手观音这种大型不可移动石质文物，国内没有可资借鉴的修复案例。修复中遇到的问题，需要及时研究，随时调整方案。比如，揭取旧金箔回贴操作时，发现旧金箔不稳定，改成贴新金箔。整个造像修复，共使用了100多万张金箔。中国特色的“摸着石头过河”，淋漓展现。
陈卉丽在修复千手观音造像（受访者供图）
保护工程负责人、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詹长法说，贴金采用的是传统材料大漆和传统髹漆工艺；而工业X光探伤、红外热像探测、激光拉曼测样、三维视频显微镜观察等现代科技，也是中国对大型不可移动石质文物修复的首次应用。传统与现代“疗法”，共同“诊治”千手观音。
2015年6月，历时近8年的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正式竣工，开创了中国大型不可移动文物修复的先河，成为中国文物保护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800多岁的千手观音如涅槃重生，“金光再现”。看到这一刻，陈卉丽说，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合作：与世界分享文物修复经验
2020年，大足石刻研究院，石质文物保护中心。
文物修复师阮方红正在显微镜下，分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舒成岩摩崖造像的彩绘样品。这个保护中心，由意大利政府支援中国文化遗产的低息贷款建成。如果不是因为疫情阻隔，此时的实验室中，还会有几位意大利的文物保护专家。
3年前，意大利威尼托文化遗产集群与大足石刻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正式合作保护修复舒成岩摩崖造像。
这是意大利与中国第一次在石质文物保护修复领域展开实质性技术合作。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说：“外国专家曾参与我国部分文物保护项目前期勘察研究、试验等工作，但对文物本体的保护修复，还是第一次。”
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说，意大利文物保护起步早、基础好、分工精细、人才众多，石质文物保护修复技术更是世界领先，邀请意大利专家参与文物修复，也是为了交流国际上的先进技术。
威尼托文化遗产集群总监卡洛和他的团队，曾保护过威尼托大区内“水城”威尼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乡”维罗纳古城等世界遗产，现在他们成为阮方红的同事，一起奔走于大足的山头、实验室和研讨会。
卡洛的团队很快就让中国同事刮目相看。他们在试验修复中使用的生物酶试剂、低温等离子清洗机，比中方团队原先使用的试剂和设备效果更好，被应用于修复中。
而对于卡洛来说，这更像是来“偷师”中国经验。意大利没有石窟寺，参与大足石刻的保护修复，正好可以补上这一领域保护研究的短板。
卡洛说，中国和意大利的文物修复工作者不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而是在同一个层面上，共同推动世界文物保护修复的发展。中意两国的合作，可以共同讨论文物修复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应用于两国的文物修复，并给全世界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样本。
从仰视到平视，从跟跑到并跑，中国开始向世界文物保护输出智慧。
保护修复后的大足石刻千手观音（刘潺 摄）
卡洛也为大足石刻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努力点赞。他说，无论是千手观音造像的成功修复，还是正在进行的卧佛修复，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更让卡洛羡慕的是，中国政府对文物保护的日益重视，持续加大文物保护利用的投入。近年来，大足石刻升级安防系统，实现了宝顶山等重要区域的全方位视频监控覆盖；建成大足石刻监测预警中心，实时采集大足石刻所处环境的气象、微环境、岩体稳定性等18项监测数据，对大足石刻进行“日常体检”，以大数据支撑文物保护，由“抢救”逐渐转向“治未病”。
大足区委书记于会文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为了让大足石刻活起来，大足将借助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契机，开通川渝石窟寺国家文化遗产线路，全域建设大足石刻文化公园，打造国际知名旅游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