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南佐遗址核心区以Ｆ１为中心的高等级院落。（南佐遗址联合考古队供图）
对于一处距今约５０００年的史前遗址而言，这样的建筑规模和结构并不寻常。“它不像普通居住建筑，更像一处高等级公共建筑。”南佐遗址联合考古队队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张小宁说。
在９座夯土台外侧发现的两重环壕进一步说明，南佐遗址不止是孤立的建筑，可能是一处经过规划、结构复杂的大型遗址。
２０２１年，南佐遗址启动新一轮考古工作。过去五年的考古发掘工作，让遗址的布局轮廓逐渐清晰。考古工作初步确认，南佐遗址总面积约６００万平方米，主体区约２３０万平方米，核心区约３０万平方米。遗址主体年代为仰韶文化晚期，碳十四测年距今约５１００年至４７００年。
这是南佐遗址核心区西部的大型建筑区。（南佐遗址联合考古队供图）
核心区地处整个聚落的中心，由Ｆ１为核心的大型建筑区、９座大型夯土台及环壕组成，是迄今所见中国北方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布局最严整、保存最好的高等级夯土建筑群。
核心区之外，多个集中、连片的居址区围绕分布，小的３万至５万平方米，大的７万至８万平方米，对核心区形成拱卫之势；更外围，在约１００平方公里范围内，还分布着多处遗址点。
“这已不是一个普通村落的规模，可理解为是一个经过统一规划和布局、呈现出多圈层结构的城市，若把这里当作都城，那Ｆ１所在的高等级院落相当于是‘宫城’，南佐遗址正处于黄土高原的区域中心。”张小宁说。
谁划下了最早的都邑聚落中轴线
让南佐遗址区别于普通史前聚落的，不只是规模宏大的布局，也与其所呈现的早期王权气象息息相关。
后世中国都城中，中轴线是礼制的空间表达，也是人们理解城市秩序的重要线索。
考古工作显示，南佐遗址核心区存在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以最高等级“宫城”Ｆ１的中轴线为基准，延伸至整个聚落核心区。中轴线东西两侧，大型夯土台和建筑遗迹均呈现出对称分布特征。
这是南佐遗址核心区遗迹分布情况。（南佐遗址联合考古队供图）
“这是中国古代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最为清晰的都邑聚落中轴线，对研究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和礼制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南佐遗址联合考古队领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国科说，南佐遗址择中建宫、择中建殿，形成了主次分明、层层递进的空间格局，体现出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以王权为中心的建筑特征，具有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色。
壕沟则折射出大型工程的营建现场。已试掘区域显示，壕沟局部宽约２０米、深约１０米，底部以２至４米宽的夯土逐层加固。层层淤泥沉积在壕沟内部，显示其可能兼具防护和水利功能。
“南佐遗址的主体部分应是在较短时间内经过统一规划建成的。若按５０００人参与建造计算，整体可能需要２至４年才能完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认为，这种动员能力已经突破单纯以血缘关系维系的氏族社会，指向一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公共权力或者王权。
观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窗口
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后，古国林立，多元并进，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西辽河流域的社会均已高度复杂化。有的区域以大型墓葬和玉礼器显示等级秩序，有的区域以水利系统和古城营建展现组织能力，有的区域以宗教礼仪凝聚人群。
南佐遗址则以中轴线建筑规划等，呈现出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地区的另一文明高峰。
“其等级之高、规模之大、布局之严整，迄今为止在仰韶文化中还从未见到过。”陈国科表示。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郭伟民认为，南佐遗址将社会组织力推向了都邑性聚落的最高层次，是黄土高原仰韶文化晚期的最高成就。
这是南佐遗址出土的特殊器物图。（南佐遗址联合考古队供图）
更耐人寻味的是，南佐并不是一座封闭的“高原之城”。
一份南佐遗址考古报告显示，南佐遗址出土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部分白陶表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绿松石、朱砂并不见于黄土高原，其原料可能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
陈国科表示，南佐遗址已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交流和联系，甚至不排除存在远距离控制绿松石、朱砂等稀缺资源的可能。这些跨越山河的联系，也让南佐遗址成为观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一扇窗口。（记者何问）
